“皈依者狂热”（Zeal of the Convert）指的是那些刚刚经历了思想或信仰转变的人，往往比那些长期坚持该信念的人更激进、更热情、更排他。
皈依者狂热并不只属于宗教信徒，在政治立场上，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副总统J.D. 万斯（J.D. Vance）。他曾是特朗普的激烈批评者，公开将其比作希特勒，后来却成为特朗普的最忠实追随者之一。再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数码消费领域、汽车领域、饭圈（尤其乒乓球）等。生活中任何经历过突如其来的“认知重生”的人，都可能陷入这种热情与优越交织的状态。
2020年初的某一天，我合上《这书能让你戒烟》这本书，这本书颠覆了我对抽烟的认知，听着烟丝燃烧的细微嘶嘶声，呆呆的凝视着手中的烟变成一缕清晰的直线，变得柔软、徘徊，并最终在空气中化开，散的无影无踪。那一刻我知道，我应该是戒烟成功了，从那天开始到现在，我没再抽过一根烟。
戒烟成功的初期我兴奋极了，我觉得自己觉醒了、顿悟了、我看清了真相，觉得过去抽烟的日子里自己愚昧极了，有一种认知重生带来的兴奋感、优越感与使命感，我像一个刚从困境中解脱的人，特别特别渴望拯救他人，这样会让我戒烟这件事显得更有意义，所以我非常迫切的想把这份戒烟的“真理”分享出去。
于是我开始向身边的人推荐这本书，并积极的借阅、分享文中的核心观点以及金句，甚至我想搞一个戒烟互助会，试图帮助更多人戒烟，那时的我像一个发现宇宙真理的传教士，逢人就讨论吸烟的危害以及戒烟的好处，很多朋友间的正常谈话也会被我扯到戒烟这个话题上来，然后开始我关于戒烟的长篇大论。
每当有人认真听我讲时，我有一种“功德圆满”的快感；而当有人敷衍、反驳，甚至继续抽烟时，我心中涌起一种失落与不屑——我心里会默默的想“他们怎么还被尼古丁控制着？”。
慢慢的，看到身边的人吞云吐雾，我会皱起眉头；当朋友聚会时有人递烟，我内心会带着一些轻蔑和怜悯的拒绝，我并非有意冒犯谁，只是被一种强烈的“使命感”驱动着，仿佛不把别人也拉上“岸”，我自己的戒烟就不够完整。
我觉得戒烟这件事并不让人讨厌，反感的是我以自为是的“宗教信徒”式的传教方式，表现常为：
否定式说服：当别人跟我分享自己过去失败的戒烟经验时，我常说“你的方法是错误的呀”、“你应该这样呀”，这其实是对话的中断，而不是交流分享。
单向价值输出：真正成熟的人会承认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路”，而我更多的是觉得我自己掌握了戒烟的唯一真理，把本该是平等的交流变成了“征服”、“拯救”式的单向价值观输出。真正的信仰，不是去征服别人，而是能温柔地安顿自己。
忽视心理边界：戒烟与否是个人的选择，如果试图灌输观念给他人，自然会引发他人的反感。
回想起来，那段时间我其实陷入了另一种“成瘾”——不是对尼古丁，而是对“觉醒与拯救”的成瘾。我需要不断地向外证明：我变得更清醒、更理智、更强大。这种证明，让我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新的依赖感。那是一种“道德上的高地”，让我暂时忘了自己也曾深陷其中。
当我慢慢从情绪中退出来，开始重新审视那种“想拯救别人”的冲动时，我忽然意识到，那其实是一种投射。
我想帮助别人戒烟，想告诉他们“你这样做会害了自己”，但其实我真正想证明的，是我已经跨越了那个旧的自己。那一刻的“优越感”，并非出自慈悲，而是出自一种对旧习惯的恐惧——我害怕自己再被拖回去，于是急切地想让别人也“觉醒”，好像他们也改了，我的改变才更真实。
后来我不再劝别人戒烟了。
并不是我对香烟妥协了，而是我明白，每个人觉醒的时刻各不相同，甚至有的人一生都不会走到那一步，当然这并没有关系。我也不再把“戒烟”或懂得某些事当作某种优越的证明。能戒掉、能懂得，是因为那一刻我刚好准备好了；而别人没戒、没懂，是因为他还没准备好。说到底，这只是人生中一个小节点，不该被拔高成审判的标准。
现在，面对递烟我总是轻轻摆手说：“我不抽了”，如果他表现出想戒的念头，我会耐心分享自己的经历；如果他毫无兴趣，我也不再急于劝说。当我放下那种“拯救他人”的冲动时，我才意识到，自己也曾在“皈依者的狂热”里短暂迷失。那种热情是诚恳的，却也带着一丝傲慢。
如今我能理解那种热情的根——它来自一个人刚发现“光”的时候，那种想把光分享给世界的冲动。只是后来我懂得了，光不必去强照别人，能照亮自己，就已经很好。
